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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杰 | 江苏行政学院

【导读】2022年4月6日，河南某企业以4.52亿元竞得郑州一块商业用地，该企业最终受益人为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少林寺沉寂多年“重出江湖”。截至2022年，少林寺申请商标已达706个。这与人们印象中那个代表着佛门和侠义、象征着某种“江湖”文化的少林寺，已大为不同。事实上，不仅仅是少林寺，很多人感慨，“江湖”也在远去。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江湖”的“古与今”“生与死”，仍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符号性概念。

无论“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还是“相忘于江湖”，这些广泛流传的台词，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人际观念、秩序理念与行为特征。本文指出，“江湖”是中国文化当中的“逃离性社会空间”，至少有四种含义：其一是自然地理中的江湖；其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与庙堂隐约相对；其三是游民的江湖，是在宗法社会之外的游离空间；其四是近代江湖，是在社会转型之际，圈子、团伙及其依附现象与边缘人群的统称。在作者看来，以往研究对“乡土中国”存在过度解释的问题，反而对华夏民族“水与土”“居与游”“农与商”的辩证关系与“流动性特征”认识不足。实际上，游离在宗法社会之外，与宗法社会具有“平行结构”关系的“江湖”，为乡土社会注入了难得一见的活跃基因，恰恰丰富了传统中国的立体架构。海内外一部分国人心灵因“江湖”而有所寄寓，民族心态亦有微妙调整，可见其至今仍有一定的励志作用。通过“江湖”，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元叙事，还能够更加恰切地认知中国社会的转型故事。但对其积之于今的流弊和种种外溢效应，也应进一步梳理和审视。

本文原载《学海》2021年第4期，原题为《“江湖”：乡土中国的另一种想象》，文章有所删节，请有需要者参酌原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江湖”：乡土中国的另一种想象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含糊其词。许多非常重要的概念，沿用至今，却往往语义含混、似是而非；看上去简单明了，真探究起来，几句话又说不清楚；而且枝枝蔓蔓，牵扯众多；言近旨远，往往深意存焉，甚至隐涉许多重大命题。“江湖”即为其一。

▍ 庄子的“江湖”

古往今来，有文人士大夫的江湖（“遁迹江湖”），有绿林好汉的江湖（“笑傲江湖”），有生意人的江湖（“跑江湖”），也有普通人想象中的江湖（“江湖传奇”）。江湖既可以是隐居之所（“归隐江湖”），也可以是喧嚣尘世（“重出江湖”）；既可以是和“庙堂”或官府衙门相对应的民间社会（“闯荡江湖”），也可以是秘密社会（“江湖黑道”），还可以是隐形社会或虚拟社会（“江湖地位”）；江湖既可能是虚幻的存在（“奇幻江湖”），也可能是社会的现实（“天下江湖”）；一个人，可以半是庙堂半是江湖，也可以身在庙堂心在江湖，或身在江湖心向庙堂；甚至庙堂也可以是江湖，江湖也可以是庙堂。——总之，只要在特定语境中，结合特定内容，对于江湖中国人自然就能心领神会。如果说江湖人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罩门”，就是指自身或他人身上与生俱来难以克服的关键性弱点，是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乃至人格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江湖”就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精神“罩门”。作为根深蒂固又开枝散叶的东方式浪漫主义，“江湖”根植于传统中国丰厚的文化土壤，随华夏文明赓续变迁，体现出自成一格的独特审美意蕴，并且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当下，深深嵌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道德体系和情感基因。诚如电影《卧虎藏龙》导演李安所云：中国文化中的“江湖”，是最难传达给西方人的（观念）。可以说，当下的中国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点江湖的痕迹。

究竟什么是江湖？“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梁启超）的中国文化，何以产生这一特异现象？反过来，江湖又在多大程度影响和形塑了中国文化？或者说，江湖，是不是乡土中国不为人知的另一秘境，或另一种可能？

《辞海》“江湖”条云:“1.旧时指隐士的居处。《南史·隐逸传上》:‘或遁迹江湖之上。’2.泛指四方各地。如：走江湖。杜牧《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汉语大词典》“江湖”条:“1.江河湖海；2.泛指四方各地；3.指民间；4.指旧时隐士的居处；5.引申为退隐；6.旧时指四方流浪，靠卖艺、卖药、占卜等谋生者。亦指这种人从事的行业；7.剧种名”。

以上两种解释，与驳杂多变的“江湖”含义相比，都稍嫌单薄。

汉语中最早出现“江湖”的是《庄子》，全书使用“江湖”凡七处（其中两条重复），按顺序依次如下：“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内篇·逍遥游第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掬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师第六》，重言又见《外篇·天运第十四》）“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内篇·大宗师第六》）“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外篇·至乐第十八》，重言之异文又见《外篇·达生第十九》）“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

上述《庄子》中的“江湖”，词义接近，基本指称自然界的江河湖海，当然也应该寄寓了作者的某种情愫；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道家思想，和“钳揵九流，囊括百世”的庄子学说，究竟是否对此时的“江湖”概念有所浸染，则未可知。研究《庄子》的学者张远山认定《庄子》即为“江湖”的词源，则仅属一家之言。一个蹊跷的事实是，除了《庄子》，先秦所有典籍中都没有再出现“江湖”。这有几种可能：一是其他载有“江湖”词组的典籍湮没了，没有保存下来；二是《庄子》中“江湖”词组及意涵为庄子独创但未被广泛接受；三是“江湖”词组本身也没有特殊意涵，没有引起时人更多关注。

学者万方认为，“江湖”应是合成词组，词素来源于“三江”（包括“九江”）、“五湖”和“四海”，皆为泛指，很自然地便组合出“三江五湖”“五湖四海”等泛指四方各地的词组。约而言之，“江”“湖”“海”三个词素组合产生了“江湖”“江海”“湖海”等更为简洁的同义语词。按照万方的观点，“江湖”“江海”“湖海”等在当时都是同义词，意思差不多，经常互用，但又有一些微妙区别。万方特别指出：“‘江海’是先秦典籍中使用较为频繁的一个语词；有意思的是，它也如同‘江湖’一样，主要出现在道家的典籍中，或者是出现在远离庙堂政治的话语中。”

万方的观点自成一说，但亦不乏主观臆测成分。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先秦，至少在庄子那里，“江湖”应该还没有成为专有名词，更不存在后世所具有的特定或特殊的含义。但也要承认，此时的“江湖”，已经开始和自然界的“江湖”有所区隔，或者说已经能够寻找到后世“江湖”的蛛丝马迹。

庄子是道家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异数。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其洒脱不羁的在野立场和异端性格，寄情山水、归耕隐居的草莽气息，遗世独立、卓尔不群，对社会现实的不合作及批判精神，让人耳目一新，每每抚慰着不安、恍惚、失意乃至受创的人心，并且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旨趣。——这样来看，“江湖”首先出现在庄子中，绝不是偶然。

▍“ 逃离”：自然山水中的江湖意象

中国是水资源大国，西傍高山荒漠，东临大海，内有长江与黄河横贯东西，无数大小支流与之联结并网络整个版图，有一种深沉而独特的淡水文明和大河文明。远古时期中国更是水系众多，河道纵横。相传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山海经》，就记有300多条水道；流传至今的上古神话传说，其中不少就和洪害及治水有关；长江下游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明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葛剑雄认为河流文明是水文化的最高形式，“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真正对人类特别是古代的文明产生重要作用的，都是依托于大江大河。河流不仅提供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的条件，而且它把分散发展的文明汇成一个总体，并且依托这些河流所拥有的特殊条件，把它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而华夏文明，无疑将这种河流文明发扬光大，并且孕育出了内涵丰富意境悠远的水文化。

“山水是观察历史的形而上尺度”，也是理解中国古文明的密钥。中国人是对山水自然情有独钟的民族，李泽厚甚至认为，在山水自然中浸染出来的“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寄情山水，隐逸江湖，从来就是中国文人的一大梦想。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基于农作物生长和天时经验的成熟农耕文明，建立了一整套“天人合一”、万物循环的价值和信仰系统。因而，自然山水在中国文化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意念或者意象角色，潜移默化，影响至深。在“前汽车”时代，水路是最重要的出行方式，古代河流约略相当于今天的铁路或高速公路，人类生计和文明的很多现象也都是围绕河流而展开。在古代，河流可能更具有交通、经济乃至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在自然属性之外，河流还有明显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与此相关的水神和海神，就像山神一样，是人类很早就有的普遍现象，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系统的信仰需求”。古人对江河湖海的理解与情感也和今人远远不同。对于绝大多数一辈子没走出过乡村、没见过大海的古人来说，大江大河通向广袤无垠的四海八荒，大江大河就是海，代表的就是遥远陌生的未知世界。如果说乡土是家乡，是此在，是周而复始的熟悉的静态生活；那么江湖就是他者，是远行和异乡，是流动和逃离。

历史学者魏斌多年来悉心研究六朝时期“山岳文化景观的生成过程及其空间关系”，著有《“山中”的六朝史》，在相关领域有开创性贡献。他认为，山中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一定程度上的逃离性，是试图逃逸出国家权力的文化共同体。这是山居的本意。也就是说，一个倾向于独立的平行性文化空间，在统一帝国消亡后的权力环境中开始出现了。东西方差不多同时出现了这种现象，但文化影响却颇有差异。在西方，山中修道院主要仍是作为一种信仰现象而存在。而在中国，以山寺、山馆为代表的山林文化空间，却溢出了信仰范畴，逐渐内化于知识精英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文化性的逃离者造就了超越的山水，而社会性的逃离者造就了侠义的江湖和山林，二者都是绵延于中国历史中的内容。……这两种现象的存在，其实都跟郡县制华夏帝国的权力体制有关，是帝国的伴生之物”。

山林和江湖一样，在中国文化里极具象征意味。历史上的山林和江湖之间，充斥着失意政客、落魄文人、贬黜官员、不合于群的行为乖张者，以及放浪形骸纵情山水的各色人等。人们从名利场逃离，从乡土社会中逃离，从蝇营狗苟钩心斗角或剑拔弩张中逃离，山水给了他们莫大的心灵寄托和自由挥洒的精神空间。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社会学（二）》中，将中国文化区分为城市文化、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他说：“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流动性，山林人物富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中国主要乃一静态社会，而江湖则为其静态下层一动态，……”钱氏还正确指出了近代“江湖势力侵入城市”的重要趋向。概言之，社会化的山水即为江湖，也可以说江湖就是人格化的山水，是被赋予了人类情感和灵性的山水。山水和人世恩怨缠绕一起，成为中国式的人情世故。而作为“逃离性社会空间”，江湖显然要比山林复杂一些。江湖既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既有天人合一的飘逸空灵，也有行侠仗义的快意恩仇，还有“伦常日用”的世俗烟火。江湖以其多重形式和不同侧面的“逃离性”，冲击着世代相传变动不居的乡土社会。

▍被土地束缚的“乡土社会”？

“乡土中国”在当下似已是不刊之论。然而，在近代，从天朝上国的“礼仪之邦”，跌落到“乡土中国”，身份视角的重要切换，其实蕴含了极为复杂的心路历程。从张謇的“以农立国”、梁启超的“村落国家”，到钱穆的“大型农国”，乃至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重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燕京大学“中国社会学派”的推动下，更是出现了一个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土中国”时代。——这背后，乃是绵延数千年的古老农耕民族近代以来面对工业文明冲击的深层焦虑，是在全新坐标参照下，顺应剧变，甚至“以具有明确目标和主体意识的学术运动”重新认识自己进而认识世界，最终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探索。

费孝通的乡土社会说深深影响了几代人，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界的主流话语和思想圭臬；而对“乡”和“土”的发现和执着，也贯穿了费孝通的一生。他特意把《乡土中国》英文名称译为《来自土地》（From the Soil）；后来又把魁阁期间田野研究形成的三篇相对独立的中文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合起来，编译成一本英文书，取名《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这两部著作均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彼时山河破碎，烽火连绵，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正当盛年，声名鹊起，还专程赴美国研修考察了一年。基于多年对基层社会的精细观察，他思想渐趋成熟，形成了所谓的“文化自觉”。

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开篇即讲乡土社会的“累世不迁”，并对“乡土中国”意象做了生动形象的概括：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直到晚年，费孝通还明确承认自己“在农村调查里也得到同样的观念”。其《乡土中国》一书，强调的正是金恩指出过的“循环”：“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生产四季循环不已”。也正是这个循环,“构造了乡土社会人的特点”。这种乡土社会人的特点，即突出表现为内在的礼治规则和外在的差序格局，以及等级与人情两种维系力量。

费孝通的贡献在于，他以一个卓越的社会人类学家的眼光，通过实地调研和亲身观察，在书本里的高高在上的中国之外，透过平淡而琐屑的生活日常，发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基层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常常被人忽略的隐秘秩序。诚如王铭铭等所言，“《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用费孝通自己的话说就是，“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

1936年,费孝通的燕大同门瞿同祖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从立意到史料分析方法，俱吸收了燕京学派的精髓。瞿同祖称他的研究也“不纯粹是历史的研究，所以我并不企图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按着年代先后依次地排列着，好像历史家的叙说一样。反之，只将各种事实提出来以为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证而已。我的研究也不只是一部分社会现象研究，所以我不仅着重于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一方面的讨论，而是以全部社会现象为对象，逐一讨论”。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包含士、民、工、商这些位于封建底层的团体（亦称“四民社会”）。瞿同祖也谈道：“士是介乎庶人与卿大夫间的一阶级”，虽非宗室贵族，但可以被举荐为官，因此在四民中有擢为士的希望，无疑最尊。士民虽有在社会上下流动的机会，但是“为了使庶人各执其业以事上，贵族得满足各种需求，而度着享乐的生活，士农工商不但有职业上的分工，并且须世世守其祖业，不许改易。同时庶人居处也极为固定，不许迁徙。这样，不但可防止四民混乱相杂，见异思迁……这一点极其重要……一旦这个锁环被破坏了,人民可以到处自由迁徙,封建关系也就不能存在了”。毫无疑问，《乡土中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瞿同祖只讲到封建时代，而费孝通则将其视为传统社会一贯的理想”。

“以水解社会历史、以水悟文明的眼光和思维”，需要有超越乡土社会的视野和想象，而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江湖，提供了实现这种超越的可能。作为由“水”衍发出来的“生”和“游”的文化，江湖从一个单纯地理名词，发展成一个意境隽永内涵丰富的重要集成概念，本身就反映了文明演进的复杂性。对于思考“水在人创造的人文世界的重要性”、认识“包括水在内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体味传统乡土社会的特殊性和多面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领悟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本质，无疑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而只有在乡土社会的整体框架里，在“水与土”“生与熟”“居与游”“农与商”的对立和互动中，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复杂概念。

▍游民、并行秩序和循环架构

在传统乡土社会之外，江湖创造了一个极具东方色彩的流动性空间。这个流动性空间不仅长期隐性存在，而且持续发生作用。宋以后，门阀贵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庶民社会开篇，这个流动性空间又戏剧性地成了游民的世界。游民是江湖的伴生物，是那些脱离了宗法秩序、大部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游荡的人们。与此相对应的是“宗法人”，“宗法人”也可视为乡土社会人的另一种说法。“宗法人”循规蹈矩、安土重迁，社会关系局限在一个狭小有限的空间里；游民则可称为“脱序人”，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宗法和土地，形成了不同于“宗法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在近代工商业城市产生以前，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乡村乃帝国之本。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只是暂时栖居之地，中国式的告老还乡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就体现出农业社会的这种乡村引领城市的本质。乡村是帝国的基石和家族的根脉，有最稳定的伦常结构和最完备的传承教化系统，是宗法人的世代家园。

游民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宋以前“有游民，但不能形成群体”。春秋战国有食客、门人（门客）、游侠等，汉有“流庸”，唐有“雁户”，各代游民虽未成气候，但其精神血脉还是播迁流传后世。“中国自周以来‘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长期还以井田制为社会理想范式，并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来。‘离土离乡’意味着逸出传统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动隐秘，生计无常的特性，又使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坏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难管理的一类阶层。从农本社会的观念出发，这些离土离乡，游踪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为业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张，所为可疑，坑蒙拐骗之辈。常言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此之谓也。这类角色恰合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丰富的人物谱系。”以水运形成的交通节点和新的社会生活空间，频密的商业和人际交往，亟须建立宗法之外的互信体制和自组织网络。这种天南海北大量陌生人的聚集，“生与熟”“居与游”兼备的场景，流动的、湍急的、神秘莫测像水一样飘忽不定、浪迹四方的生活状态，毫无疑问不属于安常守故周而复始的乡土社会，江湖从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江湖以及江湖上的人们，才真正与所谓的乡土社会渐行渐远。

从宗法社会中逸出的游民即江湖人的最大想象，依旧是通过歃血为盟等形式建立类血缘的新的宗法结构。古代中国制度供给不足，基层社会基本靠隐性社会和非正式制度维系，这个逸出传统乡土社会的流动性空间，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非正式群体、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这些共同构成了和主流社会平行相伴的神秘世界，也可以说就是江湖社会。这套平行体系，嵌入传统中国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的人情网络，世代相传，成为利益调节与分配的特殊方式和人际识别及互动的基本形态。两种体系长期并存，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常常会有两副面孔和两套话语体系，思想和行动的分离成为常态。

王朝更迭和治乱循环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始终，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是基本规律。作为群体的贵族阶层过早消亡了。“城头变幻大王旗”，“四海英雄起微族”。秦以来改朝换姓做皇帝的就有30多个，其中主要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和游民（或社会底层平民）两类人。底层平民一夜之间龙袍加身，皇亲贵族“断崖式”地被贬为平民流落江湖，王朝更迭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某种垂直流动。宋以后民间流行的通俗文艺作品，充斥着这种闯荡江湖“发迹变泰”的故事，迎合了平头百姓的真实心理需求，也让民间的江湖气堂而皇之地进入庙堂内外。这种情形在西方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平行体系和循环架构，是中国传统社会一步步失去进步动能形成内卷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观察中国社会现象时特别要留意的两个基本事实。它们往往为正史所忽略，也为繁茂芜杂的历史情势所遮蔽，但却施予了中国文化一种独特的气质和禀赋。相较于近代西方社会的狂飙突进，中国古代社会则始终无法走出空转内耗的怪圈，与此相伴，江湖文化绵延至今，游民意识缠绕盘桓，近代意义上的陌生人难觅踪迹，向现代“社会”“蜕变”之路兜兜转转曲折坎坷。

▍简单结论及余论

总体而言，经过千百年演变，中国人所谓“江湖”至少有四层含义，总体上是外延不断扩展、意涵不断丰富，基本构成了历时态关系。

其一是自然地理中的江湖。后逐渐被赋予广袤、旷远和流动的意涵。江湖曾是古代众多水道的总称或者泛称，也被认为是长江和洞庭湖，后来泛指长江中下游的三江五湖。三国以前，这些地方是落后的“东夷南蛮”之地，充满烟瘴毒蛊，和天子所在的中原京城形成地理上的相对关系，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

其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春秋以后，“江湖”一词逐渐抽象化，衍生出隐居之处意思，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特殊名词，也成为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理想生活，所谓身在庙堂心在江湖。这个江湖跟庙堂隐隐约约对立，但并不反庙堂，并不反主流社会，而且随时可能回到主流社会。

其三是游民的江湖。在宗法制度之外，活跃在乡土社会边缘，和庙堂相对，由三教九流组成的独特而庞大的民间“平行体系”。

其四是近代江湖。由内部压力和外部冲击形成的近代江湖，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江湖都不尽相同，乃文人士大夫江湖和游民江湖的合体和变异，结合了近代各种思潮和社会动荡，如今几乎可以表述一切关系网、圈子、团伙、利益群体、厚黑权谋、场域生态、依附现象，以及各种边缘人群，同时亦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依傍、价值准则和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就是由人情、面子、关系、各种显性和隐形权力形态及其循环互动构成的“江湖”。

认识“江湖”，尤忌以片面和静止的观点就事论事，而需要放在一个漫长而宏阔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概言之，中国从一个地域性中原王朝，迭经内乱、帝国更替和外敌征服，逐渐吸纳化服周边异质文明，至清朝发展成独具特点和影响力的东亚大陆超大型文明体，堪称奇迹。中国尽管数千年文明线索未尝中断，但湮灭、融合，甚至断裂、再造时有发生，文明形态不能说面目全非，也已发生了重大改变。自然山水对文化的浸润更是无法漠视，怡然自乐的逍遥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之最高精神境界。其中的并行体系和循环架构，又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传统社会生态，江湖庙堂之间也一直没有明显分际。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华夏民族“水与土”“生与熟”“居与游”“农与商”的辩证关系及其“流动性品格和传统”缺乏足够认知，对起自春秋历经漫长发育过程功能齐备的庞大隐性社会也缺少深入研究。一些诸如“江湖”之类沿用至今的名词概念，历朝历代均有特定含义，内涵和外延都有所衍化，也需要爬梳剔抉小心求证。同时，欧陆文明近世转型曾面临中土相似困境，如人口暴增和“脱序”、大批陌生人涌入城市导致的一定程度混乱等等；但因宗教、自然禀赋和文化传统殊异，获致耐人寻味之不同社会后果。

肇始于东方独特水文化的江湖，“是一种由地理与社会空间高度组合、经时间洗礼而形成的文化概念”，也可以说是传统乡土社会中宗法以外的、未经法制规范的商业性公共交互场域。江湖从古老的自然地理概念，演化成了文化概念乃至当今具有深刻而广杂意涵和影响的特殊名词。它既是一种逃离空间，也是游民的逍遥乐土，还成为民族心理的某种意象和图腾；既是文明的隐喻，也是现实的关照，更是历史的吊诡。我们得承认江湖文化为乡土社会注入了难得一见的活跃基因，表现出农耕文明的另一侧面和另一种可能，丰富了传统中国的立体结构。海内外一部分国人心灵因之有所寄寓，民族心态亦有微妙调整，不能否认其至今仍存有的正面励志作用。但依现代眼光观之，江湖终究是未经充分发育和“格式化”的混沌的前社会形态，是一种颇具东方古韵的神秘集群现象，更因近现代政治经济动荡，各种沉渣四起乃至合流，形成泛江湖化症候和反现代化趋势，积之于今，流弊已及，需要格外加以重视和省思；而这个古老词汇的因袭流变及所带来的种种外溢效应，也值得进一步梳理和审视。

本文原载《学海》2021年第4期，原题为《“江湖”：乡土中国的另一种想象》，文章有所删节，有需要者请参酌原文。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